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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民营股东“转基因”:科技新贵上位 传统势力渐退

近年来,趋严的监管持续打击违法违规的问题股东,加之经济下行施压,不少来自制造业、房地产等传统行业的民营股东纷纷退出银行等金融机构,而以地方财政资金为代表的国资通过接盘或增资,进一步增强在银行内部的话语权。

与此同时,传统行业衰退之下,新经济崛起,尤其是互联网科技巨头不但资本雄厚,而且自带丰富的流量场景优势,与银行数字化转型、促进业务增长需求互为契合,因此成为入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新兴力量。

今年7月下旬,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直接接管明天系9家保险、证券、信托机构,进一步化解风险。

实际上,这只是监管清理金融业违规股东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。今年以来,包商银行、恒丰银行和甘肃银行等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已相继落地。

问题股东被换成常态

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,监管处置银行风险方式主要包括引入新的战略股东、变更管理层,以及成立新的机构收购、承接原有银行资产。

7月15日,甘肃银行增资扩股方案获批,该银行非公开发行内资股37.5亿股,非公开发行H股12.5亿股,意在用市场化财务重组方式彻底处置其现有风险资产。

参与甘肃银行此次定增认购的为甘肃省当地国资,主要包括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酒泉钢铁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以及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增资完成后国资持股比例进一步提升至44.03%。

今年4月1日,甘肃银行因相关股东方华讯方舟出现风险,股权质押爆仓导致股价暴跌,并带来声誉风险。

此次定增后,意味着甘肃银行原有的民营股东华讯国际等股权将被稀释,华讯国际曾是甘肃银行2018年上市基石投资者,其母公司华讯方舟集团陷入债务违约泥潭。

国资进一步增资入股,原有民营股东收缩股权,成为清理银行问题股东的重要方式。

以恒丰银行为例,作为一家资产规模达万亿元的股份行,该行长期以来由属地管理,前后两任董事长涉嫌违法犯罪锒铛入狱,产生大量不良资产,监管部门果断采取了包括撤换董事长等高管和引入战略投资者、彻底更换股东的方式。

“很多银行出事出在哪?出在人、出在高管层,所以把所有的高管层全部都换掉,调整充实新的领导班子。有一些银行股东入股的时候,根本没有经过监管审批,但是这些私下交易就开始转让。我们对这种违法的股权和股东坚决依法进行了清退。通过司法程序,清退违规股东,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人员。”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今年4月曾表示。

2016年年报显示,恒丰银行增资扩股前第一大股东为持股20.61%的烟台国资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,同时,持股5%以上股东包括目前深陷困境的安信信托实控人高天国,高天国通过上海国之杰发展有限公司、上海国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烟台中惟投资有限公司,合计持有恒丰银行5.79%股权。

在审判恒丰银行原董事长姜喜运的时候,烟台检方指控,2004年至2013年,姜喜运利用恒丰银行董事长职务便利,给高天国公司购买恒丰银行股份、办理贷款提供帮助,姜喜运伙同原恒丰银行财务负责人共同收受高天国2300万元贿赂。

2019年恒丰银行千亿定增获批,引入中央汇金和山东AMC等股东,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大股东,持股分别达到53.95%和32.37%,而高天国旗下上海国之杰等持股由5%以上收缩至1%以下,对银行的影响甚微。

与高天国违规获得恒丰银行股权类似,上海华信入股海南银行手段如出一辙。

7月30日,河北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庭审原国开行党委书记、董事长胡怀邦一案。

检察院指控,2009年至2019年胡怀邦利用交通银行董事长、国开行董事长职务便利,在获取银行授信额度、入股商业银行等方面给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,非法收受财物8552万元。其中,给相关单位和个人入股商业银行提供便利,指的便是胡怀邦担任交行董事长期间,帮助上海华信入股海南银行。

2019年年报显示,海南银行第一大股东为海南鹿回头旅业投资有限公司,持股17%;第二股东为海马财务,持股12%;第三大股东为上海华信国际集团,持股12%;其后,交通银行和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均持有该行10%。

今年6月11日,海南银保监局披露,海南银行变更股权,国资代表中国铁路集团旗下中国铁路投资接棒上海华信,持有海南银行股权12%,转让完成后上海华信不再持有海南银行股权。

债务逼迫民营股东易位

“出来混的,总归要还。”民营股东通过行贿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的银行股权,最终还是逃不了还回去的结局。此外,还有一些股东,由于涉及产业众多,在经济形势压力之下,出现经营困难或债务危机,所持银行股权被冻结、拍卖。

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,在阿里司法平台上,各地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股权拍卖信息“络绎不绝”,而大多数民营银行股东所持的银行股权被拍卖,多是因为债务纠纷。

例如,即将于8月18日开拍的东兆长泰集团所持的大连银行1亿股股份,起拍价格3.17亿元。东兆长泰集团是大连银行第十大股东,也曾先后五次跻身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”,产业涵盖建筑施工、地产开发、金融投资以及矿业等领域,位列2017年度北京民营企业百强第15名。

2019年,东兆长泰集团走向衰落,因为债务纠纷被厦门国际银行起诉,并冻结相关大连银行股权。

再如,2018年在香港上市的江西省第二大城商行——九江银行,其第四大股东为大生(福建)农业有限公司(简称“大生福建农业”),持有九江银行5.65%股权。

阿里司法平台显示,大生福建农业所持九江银行股权也将于8月10日悉数拍卖,起拍价合计10.17亿元。

然而,2018年3月至今,大生农业集团遭遇债务违约,不得不变卖资产和进行股权转让。

再如,海航集团旗下海航旅游也曾是长安银行第五大股东,由于流动性债务危机,海航系整体陷入困难,海航旅游拖欠陕国投5亿元债务,不得不用长安银行股权进行抵债,彻底退出长安银行。

“这些民营股东本身经营出现困难,一旦出现现金流问题,银行作为其中资产之一也难逃被冻结拍卖的结局。”西部某家城商行高管对记者表示,更为重要的是,需要防范这些股东在关联交易上给银行带来的额外风险。

“前几年股东之所以投资金融业,有几个是真正的财务投资?不就是想利用股东的优势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?如果没有这个目标,谁愿意投资,这就是中小金融机构特别尴尬的地方。”某上市城商行高管对记者表示。

互联网科技新贵上位

相较以前,近年来地产、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企业纷纷谋求金融牌照的现象已陆续减少,反而是互联网金融科技企业入场呈现增多的态势。

相关银行业人士对记者表示,此前监管尺度相对宽松,但在包商银行、恒丰银行等事件之后,各地监管机构对于民营资本入股银行资质审查更为严格,担心“目的不纯”的股东再次出现。

360集团是今年新进斩获银行牌照的互联网科技巨头。今年6月,360集团斥资12.8亿元获得天津金城银行30%股份,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,也意味着360集团成为继腾讯、阿里之后第三家拥有旗下银行的互联网公司。

“尤其是出了包商银行等事件后,地方银监局对银行股东把关很严格,除了最基本的资本实力要求,还会考虑新入股的股东能否给银行带来所需资源。”一家美股科技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,“可能以前股东入股银行是想从银行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,而现在反过来,监管要看你能给银行带来什么资源,成为能不能入股的重要因素。”

相比于传统产业的股东,互联网科技公司天然具有更强风控技术、丰富的场景、庞大的数据优势,可以帮助银行场景应用落地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,赋能银行的能力突出。

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,除了腾讯、阿里和360集团先后成为相关银行的股东,其余金融科技公司也在想方设法入股包括银行、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机构。

例如,2019年9月和12月,乐信和信也科技分别入股了江西裕民银行和福建海峡银行。今年6月,小米集团发起设立的香港虚拟银行“天星银行”和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相继开业。同月,玖富数科则通过入股形式成为湖北消费金融公司第二大股东。

消金行业人士认为,互联网公司入局银行和消费金融,均是可以将其庞大的用户流量和数据,更全面地参与银行、消费金融的获客引流、贷款撮合和不良催收等,在数据、风控技术和营销方面给予银行和消金公司更多支持。

“现在银行等金融牌照的红利也没有以前多了,监管也更严格了,我们在找银行定增对象的时候非常犯愁。在这种经济环境下,比较有资本实力、不缺钱的对象,除了险资,可能就只有科技公司了。”华中一家城商行董办负责人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。

而对于银行股权管理,今年7月20日,银保监会在召开的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强调,要持续完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,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,加强股东资质审查,实施股东入股“承诺制”,对违法违规问题股东坚决实施行业禁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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