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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昉呼吁农民工市民化:即使工资不涨都能提高消费27%

“如果把农民工转化为城镇户口,即使工资没有提高,都能提升27%的消费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25日在“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·政策·实践论坛2020”上说,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6个百分点,即使没有提高城镇化率,但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“缺口”填平,也会有巨大的潜力。

蔡昉认为,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,是内需与外需、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、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政策彼此统一和相互促进的格局,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,推动系列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,新型城镇化是重要着力点之一。

蔡昉指出,近些年,我国更加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,消费需求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,最终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需求因素。这一趋势性的变化,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性,是协调性和平衡性提高的表现,有挑战更有机遇。

蔡昉谈到,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6个百分点,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及其预期因素导致非户籍人口的低消费倾向。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不完全城市化的堵点:永久居住地与工作地、户籍所在与常住地的不一致,加大不必要的季节性人员流动;遭遇突发事件后返乡和返城都更为困难,造成生活和工作异常,延误复产复工;许多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,妨碍获得机会均等化。

“中国的城镇化率超60%,有40%的人住在农村,但是他们在居民消费中只占22%,很显然潜力最大的还是农村居民消费的提高,这是未来拉动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力。”蔡昉认为,挖掘这个潜力,需要保持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同步,其中的一个途径就是新型城镇化。当前的任务就是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,也是实现“双循环”的根本途径。

蔡昉分析称,城镇化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,越是完全的城镇化,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,越有利于规模经营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、产业兴旺,避免出现农业衰落和农村凋敝的现场。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工市民化,“就地变更户籍身份”既解决不了农民工落户问题,且潜力已经逐渐用尽,应该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推手,尽快消除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“缺口”。

蔡昉还指出,户籍制度改革阻点是改革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。地方政府支付改革成本,却不能获得全部改革收益,因而产生改革激励不相容。他认为,打破困局的关键是作出明确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安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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